我的中文缘
吴静敏（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）
我出生于泰国东部一个小城市，饮的是湄南河水，吃的是香喷喷的茉莉香米，在“水里有鱼，田里有米”的肥沃土地上长大。
祖母和父亲、母亲，都是从中国南方逃荒到泰国谋生。幼年时，常听到祖母讲“唐山”（中国）的故事，如恶霸欺压贫穷人家，地主剥削农奴等。每次祖母提起大姑饥饿痛苦的惨状时，肠断泪下。祖母讲的这些悲惨事故，在我小小的心田里植下了打抱不平与反抗暴力的根子。
祖母每次看潮州戏，都要带我同去。年纪虽小，还听不懂唱词的内容，但听其喜怒哀乐的声调，我还能辨别是悲还是喜呢，从其脸部的化妆去分别好人或是恶人，忠臣还是奸臣，有时祖母也会从旁告诉我。我每次看到有侠士出台便很高兴，尤其看到武艺高强的大侠，劫富济贫，除恶霸等场面，我会拍手地大声欢呼，兴奋无比。可以说，小时候潮州戏对我的正确思想有很大的启发。
童年时，我在姑母的咖啡店里当打杂，常听到大人们谈论日军打进中国，残杀老百姓等血腥事件，同时也从报纸上刊登的照片，看到日寇火烧老百姓的房子，侮辱妇女，连小孩子也被杀绝。内心对日寇极度痛恨。那时我才八九岁，憧憬做大侠、除恶霸、杀日寇。今天回想起来，即可笑又可赞。
每天到店里来喝咖啡的伯伯叔叔，都在打开报纸看新闻，谈国事，我看了很羡慕，如果我能看报纸，不也就知道天下事吗？！
所以，我渴望上学，渴望学习中文。
终于在十三岁那年，我有机会到家附近的一家私塾念中文。幸运得到谢国华学长（我的第一位思想启蒙老师），热情地指导我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、有责任感的人。
上世纪1952—1956的年代，老师们、青年学生们，都纷纷乘大轮船回祖国参加建国大业。大轮船在码头要出发前，轮船甲板上的大批青年，意气风发高歌《歌唱祖国》，《国际歌》等歌曲。送行的朋友们也引吭高歌，整个码头弥漫着激 情的氛围。豆 蔻年华的我，恨不得播上翅膀跟朋友们一起投到祖国的怀抱里。
二哥也想前往中国求学，我只好让位给哥哥先去。谁知道，二哥去的那艘大轮船，是最后出去的一批人。从此泰中不往来了。
五六十年代，泰国的华校、华文刊物、华文报纸，都受到当时的泰政 府严格的限制，连收听中国新闻广播、听新中国的歌曲，都被列为犯法的。
谁知道，人越受压制越激发奋进之心，如乒乓球越被拍打，跳得越高一样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处在这样的逆境中，越珍惜学习中文的宝贵时光，促成组织学习小组，如雨后春笋般地扩大。三两人一组或五六人一组（泰政 府限制家教，不许超过七个人）。有学问，有中国心的长辈们和老师们，如魏立大、李世宗、林旭、卢静子等老师，冒着坐牢的危险，肩负传承中文的使命，积极地播下中华文化种子，成为当时年轻人走上光明大道的好风气。
那时候的泰国政府，虽然允许家教，但不许人数超过七个人。
曼谷帕南四路黄桥区和孔堤区，是小工厂的集中地，也是劳苦工人的住宿地。“打游击”的教学小组，在这里遍地开花。然而，便衣警 察在这地区巡视也比较多。
一次，我在往学习小组半路上，一位便衣警察要查我的手提包，看看里面有中文书吗？谁知道，老师已教我们把课本拆散为一页页，然后把当天要上的课文藏在内衣里。
我们这批负起承传中华文化的小伙子、小姑娘，如今已都年迈了。但是大家会面时，话题总是离不开年轻时，怎样为传播中华文化种子而甘愿到偏僻地区过清贫的生活。甘愿冒着坐牢的危险，进行“打游击”的方式，去教工友们学习中文。有几位朋友被当时的政府抓进监牢，监禁了十多年，都不能吓退他们的雄心壮志，承传中华文化的志愿。
我也幸运地有机会加入教中文的小组行列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与中文结了良缘。中文的魅力如春雨细无声地滋润着我的心灵。
没想到在耄耋之年，中文仍是我最贴身的伴侣，有了它，我没有寂寞的感觉。
每当回忆起那个年代时，总觉得苦中有甜，人与人之间富有互助互爱的温暖。
前辈老师们，默默为传承中华文化，甘愿过着贫穷的生活，甘愿冒着坐牢的危险；为祖国的文化，为下一代子孙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。他们奉献了一辈子。
如果，我们没有这批爱祖国，爱中华文化的老师和长辈的栽培，我们哪有今天的祖国观念呢！
